加州的生活其实平淡如水。

       早晨7点半准时被乌鸦吵醒，然后去冲个澡，背上书和电脑，和迷迷糊糊一般要睡到3点的室友说声see you，慢慢走到Center Hall门前的咖啡铺子叫一杯tall latte，然后在慢慢走到Geisel Libary——一座未来主义的混凝土碉堡，4楼，Humanity and social science annex——开始每天周而复始的生活。

       咖啡总是非常不错，据说这个州咖啡豆都是通过一个叫Fair Trade的计划从南美定向供应的，防止因为咖啡出现“血汗农场”，巨大贫富差距，剥削压迫，或者防止每喝一杯咖啡就等于给南美某个游击队资助美元。每一个咖啡杯上都印着农民辛劳收获的画面：“你的每一个美元都会改善他们的生活”，即使这不过参与了“向全世界输出民主和发展”的权力话语的构建或者是门罗主义的说辞，我还是愿意相信美国人的“南美情怀”一次。

      天气也总是非常不错，从来不下雨，偶然有一点薄雾，空气里有点咸咸的海味。总是艳阳高照，懒散的人们三五成群的在校园里走着，买个汉堡要等15分钟，吃饭要吃2个小时，处处都在提醒着你，这里是西海岸最佳度假圣地。

      美国人的生活是很单纯的，大部分人没有我们这么复杂，大三大四就忙着担心自己的前程，瞻前顾后，忙着想啊想，算啊算的。他们找工作不是为了炫耀，不是为了父母的面子，也不是为了一个伟大的前程，而只是为了一台新出的NANO，或者一辆漂亮的跑车。很多人一辈子都在做一份工作，即使有些变化的可能，升迁的机遇也不太愿意挪动。我的一位美国朋友在Chicago的全奖和Berkeley的没奖之间选择了后者，原因就是天气和开车3个小时可以去海边。我的一个室友主动帮我修改我的作文，虽然学生物的他语文水平实在是一般，但是实在是热情，他也想学中文，但是每次我一教他，他就痛苦的望着我“YIMin，I need some break 。”临近考试了，每个人都会敞开心扉在考试前讨论着自己的准备和内容，没读过书的人可以轻易的从别人那里找到一个摘要，应付答卷，也没人抢着要拿满分，要做第一。相形之下我这种不远万里从故乡来这里和他们抢饭吃的人，真是显得过于上进和急切了一些。

       上海一定正在她最美好的季节吧。光华楼前的叶影婆娑，大家忙忙碌碌的各自前程，大一的忙着迷茫，大四的忙着摆脱迷茫。06的正在签约的高峰，07的正在实习的高潮，08的正在肩负着协会和《青年》的重担。恩，生活总是这么过着的。什么叫故乡啊，就是你在你成功得意的时候，想到她会淡淡一笑，落寞失意的时候，想到她会鼻头一酸。

      在国外就会收到很多中国另一面的资讯，尤其是我的香港朋友们，总是急不可耐的给我发一些：海归跳楼，强制动迁，缺乏公民权利或者类似的东西，热情的给我推荐很多“海外华人精英博士都在上面开博的”的网站。这个之余还议论议论朝政，什么接班人啊，阴谋论啊，多数就是从《明报》或者NYT上批发来的小道消息。唉，我这么笨，既不是经济学家也不是理科天才，你们一片好心，我这个非精英非博士的小本，领受不了啊。

      分享了一个经济学博士写的，关于海归跳楼“活该论”，——大意是海归的可替代性很强，市场供过于求，中国除了经济学家不需要任何海归，所以涂博士拿2000是合理的，是市场机制。更绝的是他还抛出“几亿农民吃不饱饭之前不要搞什么高科技，中国玩不起”“与其引进海归不如去盗版别国的科技”。倒不是说赞同他的观点，他一个致命的问题是，既然宣称“高科技创新迫切是学术利益集团的宣传”，那能不能说“不需要高科技创新，只需要经济学家”是你这个利益集团的宣传呢？事实上作者是一个农民子弟的经济学博士，心中暗含的愤懑，憋了不少年了吧？

     有意思的是这文章背后的逻辑。我不知道经济学家是不是都这么思考问题的，但是的确有很大一批人是这么理解问题的。大致的原则就是“强权即是真理”和“所有的历史（学术、信条等等）都是为赢家服务的”，这是破的一部分，先打掉所有既存的学说。立什么的？立所谓的“市场法则”，所有的东西都放到“市场供求”的关系面去衡量，卖得掉的就是王道，卖不掉的就是垃圾。为什么打这么多引号是因为如果有职业的经济学者，看到这里大概要骂娘了，“自由派和凯恩斯派经济学家争论研究这么久！哪有你们这帮愤青想的这么简单啊！”

     问题在这个地方，不管他说的离一个合理的学术研究有多么遥远，但是他有蛊惑性和煽动性，一卖30几万册，你这个严谨的经济学家，一大堆符号模型运算，谁看得了？除非你受过辩论训练，不然楼下的那些评论没有一个能力量三言两语扳的倒他。一样的道理，一个名叫袁腾飞的中学历史教师，语出惊人，阴谋论连篇，结果遭到一干历史学家的围剿，围剿的人很多我都认识，还听过课，上过讲座。姜老师就不说了，一直就是激进派。虞先生经常在各种杂志上发表散论，俨然是公共知识分子自居的。王先生则是著名的考据维护者，年轻的时候也是语出惊人的学者，然后就一头扎进宋史考据当中去了。其实袁的书我是一本没看过，但是看了这三个老师的批评，就大约知道袁写了什么触怒了史学界了。你想这么多受过教育的业余爱好者，想要脱颖而出，怎么办？当然要标新立异，拿出一点震撼的东西来，然后不能太无稽，自然就要找到一些史实做支撑，加阴谋论和“成王败寇”的理论基础，读者一看，原来宋朝是这个样子的呀，自然欢喜的掏钱，学者一看，“你胡说什么！”自然要骂，要围剿。

        人人都容易迷信，改革开放这么多年，大家一听是“经济学家说的”“是市场机制作用”就觉得无话可说，五体投地。人民日报上来一句“历史事实反复告诉我们”“自古以来。。。。”大家一回想自己的教科书，好像是这么回事，于是也没声音了，这是利用话语权。但是大众也不是傻子啊，第三个人就会跳出来大声叫：“不是的！”这个人如果有一定的背景，是个教授博导或者有什么丰功伟绩，或者干脆就是以“草根”出名，大家就会把他当成难得的反抗者，当成异见的表达者，支持他跟他走。这个时候当权的有两个选择，要么分享一部分给他，要么封杀他。但是封不住啊，最多是压抑，不能消除，而且越是压抑就越是得人心。比如袁腾飞出来的时候，就已非科班的身份红极一时，然后教授团们出来的时候，就用学院派来撑腰。然后一定会有第四个人出来说，通俗史学嘛，学者们么也别较真，袁老师么，你也认真核对一下史实。之后又会有人说，学术就是要严谨精英，然后还会有人说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学问，今天的通俗难道不会是将来的真理么？等等等等，所谓文化争论，就此往复不断。

       你看，在这个网络里面，没有人真正掌握了话语权，没有人真正能够取得权力，你试图影响别人的那个瞬间，你就落在监控和防守之中，随时有可能交到下一个临时者手中，每个人自我制造的合法性来源都有可能受到质疑和消解。就算你是党报，你是权威，你是草根领袖，通通不行。权力就在这个网络里兜兜转转，压抑反抗，制衡回转，折腾着每一个人。正确不正确，正义不正义，科学不科学，在这里衡量不断话，不断互相交换的世界，就显得太简单太粗糙了。

        所以我的香港朋友啊，不要再对我说大陆人民都给洗脑了，也不用再向我布道了。健康的做法，应该是沟通和互助，了解之同情，强调谁对谁错，谁应该服从谁，不过就是都成为权力的奴隶而已。